在许多华人的观念里，家具总是背负着财富的符号，于是昂贵的材料以及繁复的工艺，这种古典表现主义，深深地影响近代华人对家具的美学观。事实上并非如此，这样的发现大约是在15年前，我第一次在一则新闻里，看到西方某拍卖会中一张极简的明式的禅凳，缔造了高价。让我赞叹地发现，远在明朝，家具与建筑、与风水、与思想是连成一气的，这是十分有趣的发现，也因此延伸了我对于家居的好奇。
家具中使用率最高的不是床就是桌椅，床只能选择一张，但是椅子就有很多复选的可能。因为一个人一天的生活中，可能因为时间、作息的不同坐在不同的椅子上，但是除非必要，人们总是希望固定在一张床上。当我有了自己的房子之后，我开始考虑选择自己的椅子，许多张椅子摆入自己的空间。买椅子是会上瘾的，现在在我台北家中，就有许多张不同的椅子，在这15年来搬进我家。每张椅子都有它的背景、有原因，从此与我共结连理。我最喜欢的一张，还是丹麦工业设计大师Arne Jacobsen的蛋椅，并不是因为这是一张著名的椅子所以我特别喜欢，而是这张椅子一搬进我家客厅后，如同失散的兄弟般，完整地融入我的生活。我在这张椅子上发愁、思考、打盹，从来都不觉得不自在，我虽然学的是工业设计，但是我还是相信，工业设计不单只是为了美观，它最重要的还是实用，蛋椅正好满足了我需要的这一部分。
相对于我放在客厅那一张Philippe Starck的沙发，坐的机会就比较少了。这座白沙发，是斯塔克从中式家具罗汉床延伸出来的一个概念，比一般沙发深一点儿，仿佛鼓励坐上去的人盘上腿半躺，接近当年中国人作出罗汉床的原因。我觉得斯塔克应该是一个美学的坚持者，许多的美好总是准确地编排出来，无论极简、无论繁复、无论前卫、无论怀旧，我很欣赏这个沙发的概念，可惜在客厅我还是习惯正坐襟危。这座接近半床的沙发，填满了许多靠枕，看似休闲，但也蕴藏着古典的拘谨，这点跟我书房里四出头的黄花梨椅有一点儿相似，在结构的精神上，让人坐上它时，总保持着一个清醒而拘谨的坐姿。这也是家具中椅子最多变的面貌，餐桌椅、书房椅、沙发，摆在不同地方的椅子，变化出不同的气息，与使用者的生活息息相关，而那些天才的椅子设计者，在椅子上注入了他们想要说的精神，无论经过多少年后，依然准确无误地进入使用者的生活。
